科学发展观的“四大基础”

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政治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因为它具有四个方面的深厚基础。

从哲学基础看，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是科学发展观最基本的理论渊源。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核心立场、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原理以及对立统一的分析方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基本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以及谋求人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命题，是运用辩证思维和唯物史观观察发展问题得出的科学结论。

从政治基础看，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问题的重要思想和实践探索，是科学发展观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了积极探索。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解放思想的勇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同志把发展提到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高度，将社会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目标，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道路、发展特征、发展主题、发展布局、发展要求、发展方法、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主体、发展保证等的基本观点，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标志性的理论创新成果。

从历史基础看，科学发展观汲取和弘扬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纵观中国历史，凡是有作为的朝代，必然遵从“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政治信条。西汉的“文景之治”，秉持“与民休息”政策；唐朝的“贞观之治”，坚守“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理念；清朝的“康乾盛世”，采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负，促进了发展。从“民为邦本”到以人为本，从“中和之道”到统筹兼顾，从“道法自然”到遵循规律，从“天人合一”到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瑰宝。不仅如此，科学发展观还从世界文明发展中借鉴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带来一系列问题，引起对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反思。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提出科学发展观时，区别了“发展”与“增长”，并用“又好又快”取代“又快又好”，不仅重视发展速度，而且更重视发展质量。这些变化实质上是认识之变、观念之变、格局之变。可见，科学发展观既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弘扬，也是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先进发展理念的借鉴和汲取，因而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具有强大的真理魅力和实践威力。

从社会基础看，科学发展观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紧紧抓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应对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热切期盼，更加强调科学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和谐，更加追求公平正义，更加关注民生问题。经过党的十六大以来10年的探索，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理念”成为发展的根本指针，指导我们写下令人赞叹的“中国答卷”：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科技创新取得新的辉煌，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发展，特别是延续几千年的种田交税退出历史舞台、全面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

回眸10年，令人振奋；展望未来，使命崇高。我们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更加坚定地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更加牢固地确立科学发展观在部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更加有效地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神圣使命。

（张瑞清 来源：人民日报）